近年來，鞭刑制度成為新聞媒體報導的話題，就鞭刑制度而論，那些執行鞭刑制度有年的國家，是否真如我國民眾想像，是有效維護社會安全的方法呢？

　　為了探究這個問題，本文自制度層面，從新加坡刑法中，涉及鞭刑條款的條文內容與其增修歷程，初步綜覽新加坡鞭刑制度的執行結果。其中大抵而言，由於新加坡鞭刑制度是從殖民時期沿用至今，因而可能呈現一種矛盾現象，即近期的新加坡其實從未經歷過沒有鞭刑的年代，缺乏鞭刑實施前、實施後的比較基準點，故就鞭刑得以維護社會治安的論證而言，是有待商榷的，且此處觀點在經過新加坡修法過程的綜覽之後，可能更為明顯。事實上，在刑法修法資料中已可發現，新加坡獨立建國後的鞭刑制度，最初是帶有殖民時期，壓抑反對者聲浪與維護社會秩序的色彩，並且深刻影響了後續的刑法鞭刑增修過程，使鞭刑得以維護社會治安的理念，在未經過實質驗證與討論下，不斷在刑責加重之時一併被納入條文當中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一次較大範圍的刑法鞭刑增訂結果，就國會的論述篇幅而言，已成為探討構成要件後的附屬制度，不僅幾未50提及鞭刑和維護社會治安間的重要關聯，且鞭刑在刑責上的定位也成為法院的裁量事項，強制程度已低於過去的修法結果。綜合前述，雖然整體而言，訂立鞭刑的刑法條文中，超過半數仍屬一種強制刑罰，但是從2007年修法的轉變，或可產生一項疑問：鞭刑制度的成效是否已經開始受到質疑，進而成為為了「應付」民眾期待而附帶增設的機制？

　　回歸初衷，無論我國還是新加坡人民，支持鞭刑的理由無外乎為了改善社會安全，但是否真能達到維護社會安全的目的，仍須要進一步探討新加坡鞭刑制度與社會治安的關連與極限。鞭刑制度固然會帶來犯罪者身體上的痛苦，但此種痛苦是否足以成為要求民眾不再犯罪、訴求受刑之人不得再犯的警惕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，惟至少自法制面向而觀，並無法直接證實鞭刑具有維護社會治安的效果。如此一來，鞭刑制度恐僅成為我國與新加坡部分民眾的信念，並對其灌入了許多未必能實現的期待，使思維沉浸在一項存有殖民時期社會控制遺毒，無法論證治安成效，卻已產生人權議題的制度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