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據統計，臺灣的上網人口已至少占全國總人口數的八成。而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中，又有近八成的人習慣使用手機做為上網的主要裝置。對於常見的網路社群平臺而言，臺灣每個月大約有1,800萬個臉書（Facebook）活躍帳號。由此可知，臺灣人對於網際網路、手持行動裝置及特定社群平臺的高度依賴，而這樣看似稀鬆平常的景象，卻也是本次犯研中心交流會議中提到的「假訊息」、「資訊戰」快速崛起或備受關注的主因之一。

     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，各種形式的社群交流平臺，如Facebook、twitter、圖像平臺Instagram、Snapchat、影音平臺Youtube、twitch，亦或是流行於臺灣的PTT、Dcard，都是人手一機的時代中不可或缺的APP。然而這幾年來，許多新聞報導及研究報告紛紛指出，社群平臺上的「假訊息」會使人們遭致負面影響，如生理健康的危害，或是產生心理負面情緒等，甚至被用來改變人們認知思考的「認知攻擊」，而此類事件更是左右了某些國際重大事件的走向，這也使得各界開始大舉關注「假訊息」、「假新聞」、「資訊戰」或「認知作戰」等相關議題。

     為了使犯研中心成員更瞭解前述議題的意涵、機制及其影響，本中心於本（110）年8月24日，邀請提倡「開放政府、公民社會與數位人權」等議題的社團法人台灣民主實驗室的曾柏瑜研究員，以「潛伏在生活中的惡意：資訊戰在台灣」為題，與我們分享假訊息是如何影響臺灣社會，以及境外資訊戰如何透過不同手段攻擊臺灣，並試圖左右人們的認知。

     曾柏瑜研究員首先分享了假訊息的不同定義，第一種是刻意編造以傷害特定群體（如個人、社會團體、國家），且是為了謀取政治或商業利益的「假訊息（Disinformation）」，另一種則是內容錯誤，但並非為了造成傷害而刻意產製的「謠言（Misinformation）」。在學術界則有許多假說，試著找出假訊息快速散播的原因，其中「真相錯覺效應（illusory truth effect）」認為，一旦某個假訊息不斷地在我們的大腦重複曝光（repetitive exposure），久而久之我們便會對該訊息出現判斷上的疲憊感，甚至開始相信它是真實的，人類的這個弱點或許是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中，假訊息氾濫的原因之一。

     而假訊息透過哪些方式影響社會？曾研究員以著名的劍橋分析事件為例，說明有心人士（包含國家、企業或個人）是如何透過社群平臺蒐集民眾的隱私資料，並分析人民對特定事物的興趣、偏好，甚至是關注的社會議題，再將人們依照某個標準進行分類，並針對分類後的各個族群進行更為精準的廣告投放，試圖影響受眾對某個事物的觀感與認知。當然，假訊息只是資訊戰的攻擊方式之一，更多的是真假參半，或是無法斷定真偽的資訊，反而更容易被用來當作資訊攻擊的武器。

     上述提到某些極權國家或公司企業會透過演算法（algorithm）蒐集個人的廣告及興趣偏好，用來做為政治目的（如劍橋分析事件）」而為之的資料蒐集。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其實也有許多純商業目的的興趣分析與廣告投放。舉例來說，當我們在電腦上搜尋某項物品後，往後我們的個人社群平臺頁面，或是在搜尋引擎上瀏覽網站時，都會出現大量與該物品有關的廣告或訊息。這些網路用戶的瀏覽紀錄，都成為科技巨頭向廣告主收取商業利潤的談判利器，精準的演算法也讓廣告主心甘情願的花錢，使其產品的曝光度得以極大化。資料是現代的石油，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可以造福社會也可以摧毀社會，端看擁有這些巨量資料的科技巨賈，是如何妥善保存及運用手上擁有的大量資訊。

     話題回到政治目的的資訊戰上，當這些資料分析公司運用各種手段，蒐集並瞭解到某個國家的人民，可能因為種族、社會地位或地緣關係等種種因素而關注不同的議題時，這時就是投放特定訊息進行資訊戰的最佳時機。曾研究員指出，語言與敘事架構是資訊戰成功與否的關鍵。在許多受到攻擊的民主國家中可以發現，人民的政治傾向與自身的媒體偏好有著高度的關聯性。以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為例，支持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群眾，平時收看的媒體大多有著明顯的政治傾向，更可以說是分布在政治光譜的左右兩端。而這樣的情形，將會導致不同理念的兩方群眾無法輕易地進行理性溝通與相互理解，也逐漸削弱著一個國家的民主體制與國力。

     民主國家因為有著開放且自由的網路環境，使得發動資訊戰的一方有著更多攻擊管道的選擇。在臺灣，實體組織如地方政府或派系、幫派、民間組織等；網路體系如Facebook、YouTube、podcasts、LINE、PTT等，都可以做為資訊戰的發起者、代理人節點或協助散布者，也因為管道的多變與金流的隱匿性，使得相關單位要追查某訊息的源頭是難上加難。

     最後曾研究員提到，每個人都可能因為某個議題的假訊息是你在意或關注的，而成為受騙的一方。根據LINE公司的調查，有46%的受訪者表示曾看過網路上的可疑訊息，但是會查證該則訊息的只占其中的33%，而查證後會轉傳正確訊息的人，更只有25%，這顯示了人們並未能輕易察覺假訊息的存在，或進一步查核訊息的真偽並採取具體行動，而給予假訊息存在的價值空間。曾研究員指出，假訊息的問題可能會一直存在，但如果能從「查核」：事實查核、快速回應；「溝通」：社會溝通、媒體識讀、基礎教育、成人教育；「科技意識」：科技追查、資安、隱私保護；「法治工具」：業者平台的管理規範等不同面向做起，將可以有效打擊假訊息與其衍生的社會問題。目前臺灣也有越來越多的查核組織及民間單位，透過實體課程等方式，與學生、老年人等不同族群進行假訊息的教育課程，希望未來能創造優質的資通環境，以為科技社會發展的重要助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