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因應兒虐等重大刑事案件，加重刑罰在部分犯罪類型已成政策導向，然而，當司法機關對被告論處嚴厲刑罰、長期監禁時，原本由被告照護的未成年子女，人生如何受到影響，又該如何被安排，則可能遭到忽略。本中心於本（115）年6月30日研究發展交流會議，邀請輔仁大學林慈偉助理教授，以「兒虐重刑化下的兒少不與父母分離權利」為題，分享兒童權利公約、兒少最佳利益概念如何運用於刑事司法案件之研究經驗。

　　林助理教授分享其就此議題之研究發想，源於數年前任職非政府組織的實務經驗。當時他看見我國有半數以上的死刑犯育有未成年子女，而這些子女常因家長被定罪、監禁，在身心發展上遭受負面影響，因而引發對於「量刑時應否考量被告子女利益」的問題意識。隨後，他從法社會學的觀點出發，結合外國立法例、法院裁判及兒童權利公約的相關解釋，將此關懷深化為「被告子女之兒童最佳利益與量刑政策」博士論文。林助理教授進一步深入爬梳南非的「最佳實踐（Best Practice）」經驗，發掘該國在刑事案件中，已針對如何權衡被告子女之兒少利益，發展出成熟且詳細的裁量準則。同時，他也取材我國刑事判決，剖析從過往的洪當興案（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矚上重更一字第18號刑事判決），到近年國民法官制度下的相關個案（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原交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），依此發現，我國法院已逐漸出現將「被告子女之兒少最佳利益」從程序與實體層面納入國民法官案件之被告刑責衡量等跡象。

　　透過國內外司法實務發展狀況，林助理教授強調，被告子女的兒少最佳利益，隨著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，以及我國第二次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，皆已顯現此種利益應在被告量刑上被重視，也敦促法院在量刑上應盡可能探索其他非監禁的替代制裁措施，為此，面對被告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刑事案件，法院另須以該子女為中心，職權調查該子女與被告的關係、互動等，來釐清對被告的調查、科刑等刑事程序，應如何兼顧該子女的表意及發展可能性。這樣的考量，並非未成年子女被利用於被告減刑，林助理教授澄清「兒少不是被告個人情況之延伸」，而是要正視兒少與主要照顧者間的共生關係，尤其，在照顧者被定罪與監禁的同時，其未成年子女會面臨身心、經濟、環境等多重衝擊，並可能提升未來出現反社會行為、代際犯罪等風險。在既有的刑事責任判斷中，如何獨立考量被告的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，思考在監禁中另闢替代方案的蹊徑，乃至融入量刑之標準化判斷流程，會是司法實務的重要精進方向。

　　林助理教授的分享讓在場學界、實務先進，分別從被告犯罪動機是否為了子女保護、被告子女的最佳利益與被告懲罰間的權衡、被告子女最佳利益衡量在司法實務間的接納程度、兒少最佳利益衡量是否改變當前的刑責判斷模式等面向，產生共鳴。林助理教授進一步以刑事妥速審判法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多元量刑目的觀點為例，說明被告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，不影響既有的罪責判斷模式，但能影響被告刑責執行方式的可行性。最後，就刑事案件如何區別兒虐等類別，判斷不同犯罪類型中，被告刑責與被告子女最佳利益的兼顧方式，仍有待後續研究開展，惟當前階段，或可從對整體案件在量刑階段的基準盤整，尋找讓被告的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被兼顧於量刑的契機，與刑罰執行的彈性空間，再自此擴展，逐一探索其他司法處理階段的兒少最佳利益課題與解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