矯正機構如何協助藥物濫用少年自我健全成長

蔡宜家（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）
許茵筑（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）

壹、前言：機構內藥物濫用少年的協助課題

　　我國對於藥物濫用少年的界定與處理，在少事法上可區分成幾個層面，其一，對於尚未觸犯毒品等刑罰法令，但「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」的曝險少年，得由機關或機構通知少年輔導委員會（下稱少輔會），由少輔會結合多元資源進行輔導（少事法第3條第1項第2款、第18條第2項至第5項）；其二，對於觸犯毒品犯罪的少年，或前述曝險少年經少輔會評估，有進入司法程序以保障少年自我健全成長必要時，則需移送少年至少年法院（少事法第18條第1項、第18條第6項）。當少年進入司法處理程序後，法院與矯正機關含少觀所、矯正學校，在制度上則未將藥物濫用少年加以分類與特別處理，不過，如果考量到我國對於成年的施用毒品犯罪者，在制度與政策上皆已意識到其等不宜高度仰賴監禁懲罰，而需強化對其等的緩起訴處分、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的效能，以促使施用毒品者順利回歸社會時，藥物濫用少年一旦從司法程序進入矯正機構後，亦應同時思考，如何避免少年在矯正機構產生如監禁懲罰、社會隔離的負面效應，以及少年回歸社會正常生活與成長的重要議題[1]。

　　在統計數據上，雖然近5年，新進入少觀所的毒品犯罪少年從107年437人漸減至111年262人，但111年比率仍超過10.00%，達12.29%（262/2,132），仍是需要關注的一大類別（表3-3-5）；而新進入少年矯正學校的毒品犯罪少年，即使人數、比率皆自107年121人、25.47%（121/475）逐年下降至111年35人、8.64%（35/405），但思索對於是類少年之以回歸社會正常生活、健全成長為目的的處遇、復歸方針，或許也可以進一步成為其他犯罪類別少年的處遇、復歸模式之啟發（附件表次）[2]。然而如果已瞭解，藥物濫用少年的問題處理不宜透過監禁模式，那麼對於這些短期留置，即少觀所法定收容期間於三月以內（少事法第26條之2第1項）、少年矯正學校法定收容期間於三年以內（少事法第53條）的藥物濫用少年們，如果要從藥物濫用問題的角度來安排合適的處遇與復歸方針，便需要先探索機構內處遇的藥物濫用少年特性，以期呼應少年處遇的關聯問題。為此，本文將以司法官學院111年，針對矯正機構少年執行的「臺灣青少年毒品施用與心理健康之關聯性研究－以涉毒收容少年為例」研究成果為核心，從該研究發現矯正機構內藥物濫用少年特性的實證過程，釐清我國對於少年法院認定，需透過矯正機構來處理藥物濫用問題的少年，可以加強哪些面向，以協助少年們順利重回社會生活與成長。

貳、我國矯正機構內涉毒少年之實證特性

　　「臺灣青少年毒品施用與心理健康之關聯性研究－以涉毒收容少年為例」研究（下稱涉毒收容少年研究）的思考脈胳，旨在蒐尋整理國內外文獻已探究少年藥物成癮背後可能呈現的生理、心理、環境等問題後，試圖以實證調查方法，探索我國少年矯正機構對於是類少年處遇的研究斷層，並為我國少年矯正的學理與實務發展，尋求出路。

　　具體而言，在國內外針對青少年（年齡界定不僅限於我國少事法定義的12歲以上18歲未滿少年）藥物濫用問題的實證研究中多顯示，青少年藥物濫用可能導因於多重層面包含：同儕關係中的影響力、個人好奇心、自現實壓力與焦慮感中嘗試逃離等[3]。而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間，青少年不僅在心理健康有著相當大的負面影響，其藥物濫用風險也隨著疫情期間，以使用藥物來對抗恐懼，以及為增進同儕間線上活動等行為而提高[4]。且不僅如此，青少年藥物濫用也經文獻實證，高度有著與多類精神疾患如情感性疾患、憂鬱症等共同存在的問題[5]。據此，即使在我國制度中，少年藥物濫用問題可能呈現以毒品為主的犯罪處理視角，然而，正如同我國對成人施用毒品者已嘗試遠離監禁、切入治療方針一般，少年藥物濫用（含毒品犯罪）在司法、矯治階段，倘若被聚焦認定為偏差、違法行為，便可能相對忽略此種藥物濫用背後，隱含的少年人格、心理、家庭等多重問題，而這些問題倘若在矯正機構中未獲正視，反是依憑機構內無法取得毒品的限制來達成抑止少年藥物濫用結果，則這些少年離開矯正機構後能否從此脫離藥物濫用、健全成長，便會是相當大的挑戰[6]。涉毒收容少年研究便是在是類背景中，規劃針對我國少年矯正機構中毒品犯罪少年的實證研究，以瞭解我國毒品犯罪少年的心理健康，與評析矯正機構可以如何對應前揭議題[7]。

　　涉毒收容少年研究方法，包含以我國少年矯正學校中，曾經接觸、施用非法藥物的78名少年為對象，進行問卷調查，調查內容有使用藥物經驗、關於自身或重要他人的敘述、最近一星期的自身描述等項目；以及，邀請來自我國少觀所、矯正學校共18名輔導人員，進行深度訪談[8]。綜合研究結果，發現我國矯正機構內的涉毒少年，可能存在著以下特性：

• 過度成人社會化的生活模式

　　涉毒少年生活模式過度成人社會化的現象，乃源自於其等在外部社會上，曾藉由次文化生活，獲取到許多人際生存技巧，再加上，涉毒少年的觸法經驗除了施用毒品，也曾販賣毒品，以致於在這些過程中，少年得以轉變、適應周遭的社會文化，並且學習同時扮演社會上的不同角色，但也因為如此，是類涉毒少年的防備心較重、難以放下戒心，並經常以冷漠的方式回應他人，讓少年矯正機構在輔導過程中較難以和其等建立關係[9]。

• 未被判斷為疾病的心理症狀

　　涉毒少年身上常見的負面心理症狀，雖然包含焦慮、憂鬱、躁鬱等，但經常被認為是青少年大腦之持續發展現象，所以較不易被當成「疾病」與加以診療，然而，這些症狀時常會造成少年睡不好、缺乏注意力、煩躁等生活問題，更經常演變成衝動行為，如打架、爭執等[10]。進而言之，多數涉毒少年在矯正機構內的衝動控制、情緒調節、問題解決等行為主體（self-agency）能力的表現極度不好，甚至無法掌控自己，這可能是因為少年正處血氣方剛的年紀，且在進入機構前便會以暴力模式解決問題，因此衍伸成收容期間的極度不穩定狀態[11]。

• 缺乏自我覺察

　　涉毒少年在進入矯正機購前，面對挑戰時通常未思考最佳解決管道，反而習慣以生理機制面對一切，從而，其等進入少年矯正機構後，遇到負面感受時通常以暴力、打架應對；同時，少年在矯正期間雖未濫用藥物，但主要是因為受到了機構內無毒環境制約，一旦離開機構，依然會選擇施用毒品來逃避問題[12]。涉毒少年對於自我負面情緒的察覺，常以「因為不爽」的言行來對外顯現，這顯示是類少年的自我組織（self-organization）系統極度低落，僅能以個體最基本的反擊功能如打架、暴力、憤怒等方式來面對無法掌控的事物，倘若能強化其等在衝動控制、情緒調節、問題解決能力等行為主體功能，他們才有能力理解自己或他人，進而發展自我[13]。

• 匱乏的環境歸屬感

　　涉毒少年的負面影響中，最大的危險因子是家庭，通常，家庭為個體成長過程中第一個接觸的環境系統，也是個體未來養成正確價值觀的基準，然而，涉毒少年的家庭型態與社會組成間，有著一定程度的差異性，使得是類少年有在家庭找不到歸屬感、家庭支持功能不足、家庭親密度偏低等，可被歸類為脆弱家庭的問題，其中，如果家庭性屬高風險家庭，少年在許多時候更會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經驗，或是同住的家庭成員有吸毒史、家裡可以找到毒品蹤跡等等，除此之外，家長教養功能不彰，例如不給予管較或過度寵溺，也會大幅影響少年的處事態度，這些可說是在少年接觸毒品、藥物過程中，最具影響力的負面因子[14]。

　　對於前述特性，涉毒收容少年研究也強調，在判斷少年藥物濫用成因、特性等面向時，並無法以因果關係、單一路徑來定論，因為實際上，讓少年藥物濫用的潛在因子相當多元，少年可能是在家裡耳濡目染，對毒品的態度不同；可能是在生命歷程中獲取不到成就，但發現和同儕一起使用毒品的話，會產生認同感、變得有價值；還可能，是多重因子綜合、交錯、無先後順序，從而存在著各種排列組合的可能性[15]。不過整體而觀，影響少年藥物濫用最大者，主要仍是原生家庭，當少年自小在家得不到支持，便須從同儕、次文化中尋求認可，而這通常是他們接觸毒品的起源，因為與朋友一起用藥，不僅可以減少對人際關係的焦慮，也可提高社會認同感，但也因此造就少年對於毒品的偏差價值觀，與顯現低自尊、高自卑的特性，這些涉毒少年縱使極度社會化，內在心智狀態（mental status）卻是以不成熟的方式呈現，他們從小缺乏學習楷模，他們的生命中，也尚未出現能帶領回歸正軌的人，當父母、主要照顧者、親戚，乃至學校，都無力承接時，少年們勢必越走越偏離正軌、無法管教，最終因觸法而進入矯正機構[16]。

　　至此，涉毒收容少年研究建議，各界應專注於培力各個家庭照顧者的教養能力，因為只有家庭照顧者有能力善盡撫養義務、給少年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，學校、社會才能順勢再續教導[17]。倘若少年仍在沒被接住下落入矯正機構，則矯正機構需要留意，以降低少年日後獨立生活困擾問題，所需提昇的機構內輔導（guidence）、諮商（counseling）功能與所需資源，尤其，需要仰賴輔導人員活用專業，以「少年聽得懂的方式」，協助少年瞭解自我及周遭環境、社會現象，與幫助他們調適、解決問題，以利日後順利銜接外部社會[18]。

參、藥物濫用少年的核心照護關係需求

　　在前述實證研究結果中可發現，觸犯毒品犯罪的矯正機構少年，即使在外部社會中已相當社會化，但是在自我發展中，可能仍面臨著心理疾病、難以妥適表達自我，或難以規劃、處理生活課題等困境，而這些困境較可能和少年在原生家庭或所處人際關係中，不易擁有能獲得支持、教養的照護關係問題相關，並進一步提升少年濫用藥物的風險。事實上，倘若將這些現象結合我國少事法的立法意旨，也可以發現，此種實證研究結果不僅正好呼應少事法中，將少年以「需保護性」作為協助少年健全成長的制度核心，更能反映出，即使少年進入矯正機關，由於是以「需保護性」為進入矯正機構與否的衡量基準，因此需要聚焦於協助少年，在日後能夠維持穩定的家庭照護關係下，回歸社會正常生活、成長的重要性。

　　具體而言，少事法自86年後的立法意旨及架構，首先是以少年為中心，設定了協助少年自我健全成長之目標，且該目標係以令少年不違背法令、不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，也能回復其自身得以多元選擇、自主發展的能力為核心[19]。接著，在少年的周圍設下第一層，即由和少年較親近的親屬、教育人員等保護者形成的保護圈；以及第二層，由國家機關在第一層保護圈破碎不全、難能回復下，接續成為少年的保護者，且其一方面需致力於調節、隔離外部社會（如媒體、社會民眾）對於少年自我成長上的干預，一方面需在少年於觸法、曝險等問題中，適時於各階段審視有無使少年自國家公權力（含少年司法）回歸第一層保護圈，以利少年健全成長的必要性（如少事法第29條不付審理要件），或透過公權力調整、修補少年的第一層保護圈[20]。基此，少觀所、矯正學校等少年矯正機關，也需要被含括於前述概念，亦即少事法第一條要件（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、調整其成長環境、矯治其性格），從而，不僅需在必要時，讓少年的第一層保護者一併列入處遇對象（如少事法第84條之法院裁定親職教育），也需規劃多元的處遇機制，包含提供壓力紓解、人際關係處理等內涵[21]。

　　此際，對於藥物濫用，乃至於觸犯毒品犯罪的少年，無論其等是處於曝險少年，需由司法外的少輔會及關聯社政資源加以輔導的定位，還是已成為司法少年，需要透過處遇強度及於矯正機構的程度來加以因應，他們不僅在制度上，都需要由國家公權力來衡量，哪種處理、處遇得以有效且不過度干預的，讓少年周遭的保護者、保護環境能夠獲得調節、修復，進而讓少年獲得充分的自我健全成長機會與協助資源；在實務上，也可從需保護性程度較重的矯正機關實證研究層面，瞭解到這些少年，確實較可能是從原生家庭、成長環境中出現難以建構安全、可依賴的照護關係問題後，令他們走向同儕、尋覓其他能產生歸屬感的環境，卻也提升了藥物濫用、犯罪、心理疾病等的風險，進而顯示出，國家機關應從少年原生家庭、教養環境中尋思改善、修復之道的重要性。事實上從這裡也會發現，藥物濫用少年的照護關係問題，並非是他們成為了少年才產生，更可能是成為少年之前，這些問題、跡象沒有被社會重視、接住，才會衍生後續的生命難題，倘若「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」，少年藥物濫用問題也會是映照少年過往人生中，家庭照護、人際關係、自我定位等復合難題的鏡子，有賴於一個能提早反映問題、互相合作、非僅只於分門列管的社會支持系統來妥適處理[22]。

　　倘若少年們仍穿透了社會安全網，從藥物濫用變成毒品犯罪，已是進入矯正機構的毒品犯罪少年，那麼矯正機構除了維持、精進針對少年本身的教育、輔導課程外，其等處遇與復歸方針更需要進一步聚焦於，如何強化少年在外部社會的家庭功能、教養環境此一層面。這個層面在制度上，可由少年司法來活用少事法第84條，裁定命少年保護者參與親職教育；在實務上，也需由矯正機構透過對少年的調查、諮商，一方面協助少年釐清自身、培養面對及處理人生問題的能力，一方面協助少年的外部家庭、教養環境，能在少年回歸社會時發揮出得以讓少年健全成長的機能，也因此，這些概念下的具體措施可能因個別少年與家庭間連結上的問題不同，而呈現浮動的特性，例如以誠正中學於111年執行的「逆境少年及家庭服務計畫」，項目便包含少年需求評估、社工陪同少年探視家屬、親子溝通及親職培訓、少年就學或就業培養等多元範圍[23]。

肆、結論：以家庭照護關係為核心的少年矯正方向

　　藥物濫用，乃至於刑罰上的毒品犯罪，在成人方面已經政府致力發展以遠離監禁為主的醫療、社區處遇之際，在少年族群，在早自86年便已以少事法界定，對其等係以協助自我健全成長為核心目的之時，如何讓可能進入少觀所、矯正學校等少年矯正機構的藥物濫用少年，也得遠離矯正機構隔離之負面影響，並兼顧前揭核心目的，便是相當重要的議題，而為了處理這項議題，也有賴於制度規劃與實務研究間的交互釐清。

　　綜合觀察，藥物濫用少年從曝險之少輔會處理，乃至於矯正機構處遇、復歸，於少事法制度上皆須聚焦在國家公權力如何判斷，圍繞在少年周圍的家庭、教育者等保護圈，因已無法發揮照護機能，而需加強照護少年的程度，必要時也得運用少事法第84條的裁定親職教育要件。對此，在藥物濫用少年進入司法階段，甚至於成為少年之前，其等藥物濫用問題背後的家庭照護課題便已發生，實有賴於社會安全網下的整合型社會支持系統來支援，倘若少年們仍被漏接，進入了公權力影響較強的矯正機構階段，則無論是制度設計，亦或是司法官學院涉毒收容少年研究，都顯示矯正機關除了以少年得理解的教育、輔導措施，協助少年於機構內學習人際關係、問題處理等課程外，將來還應再尋思，能協助少年於外部社會的家庭等照護環境的改善之道，111年誠正中學措施如：施行少年需求評估、社工陪同少年探視家屬、親子溝通及親職培訓、少年就學或就業培養等，是實質有效的模式，未來更可參考國外文獻，讓矯正機構除了鼓勵家長接觸少年、辦理懇親會等，也調整成接近家庭生活的模式，對少年成長而言也會是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[24]。基此種種，以期少年步出機構之後，能順利在良好的照護環境中健全成長，同時能脫離讓少年產生犯罪風險的生活環境、群體，進而有效降低藥物濫用、犯罪、心理疾病等的可能性。

[1] 近年，政府機關對於施用毒品成年人的刑事政策，以朝向強化緩起訴處分、多元治療效能為核心。制度及政策說明資料如：「立法院今（17）日三讀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，積極守護國人免於毒品犯罪之危害」，法務部，2020年12月7日，https://www.moj.gov.tw/2204/2795/2796/37872/post。新世代反毒策略，行政院，2017年5月25日，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5A8A0CB5B41DA11E/47bbd6cf-5762-4a63-a308-b810e84712ce 。「新世代反毒策略2.0—溯源斷根，毒品零容忍」，行政院，2020年9月29日，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5A8A0CB5B41DA11E/dd0ee74c-82b9-4b7b-9030-5c2d0869a165

[2] 對於毒品犯罪少年進入感化教育時應如何妥適處理的議題，111年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，國際審查委員們也指出，無論是藥物濫用，還是被認定為施用毒品犯罪的兒少，也無論這些人是進入曝險還是進入矯正機關執行程序，國家機關皆應對其等施行保護措施。詳如：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，2022年11月18日，https://crc.sfaa.gov.tw/Document/Detail?documentId=2BF473B4-5CAF-48DA-BB15-CC5F42124690

[3] 許茵筑等，臺灣青少年毒品施用與心理健康之關聯性研究－以涉毒收容少年為例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，2022年12月，頁10。https://www.cprc.moj.gov.tw/1563/1595/1601/1602/37445/post。文獻如：Wei J Chen et al., Use of ecstasy and other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mong school-attending adolescents in Taiwan: national surveys 2004–2006, 9 (27) BMC Public Health. (2009). https://doi.org/10.1186/1471-2458-9-27. 李思賢等，青少年毒品戒治者對藥物濫用之認知、態度、行為與因應方式研究，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，1卷1期，2009年，頁1-28。

[4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13-14。Tara M. Dumas et al., What Does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Look Like During the COVID-19 Pandemic? Examining Changes in Frequency, Social Contexts, and Pandemic-Related Predictors., 67 (3) J Adolesc Health. 354, 357-360 (2020).

[5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15-16。近年文獻如：Harry Man Xiong Lai et al., Prevalence of comorbid substance use, 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s in epidemiological surveys, 1990–2014: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-analysis., 154 Drug Alcohol Depend. 1, 8-11 (2015). Cecilia A Essau & Alejandro de la Torre-Luque, Comorbidity profile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adolescents: A latent class analysis, 278 Psychiatry Res. 288, 230-233 (2019).

[6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24。楊士隆等，臺灣青少年藥物濫用防治政策之評析，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，2卷2期，2010年12月，頁15-16。劉心穎、陳毓文，少年時期藥物濫用者的復原力程探究，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，23卷2期，2019年12月，頁3-4。

[7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25。

[8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25-29、103-105。

[9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54-56。

[10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56-57。

[11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57-58。

[12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77。

[13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83。

[14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58-60。

[15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83。

[16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83、87。

[17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87。

[18] 許茵筑等，同前註3，頁83-84。

[19] 李茂生，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基本策略－後現代法秩序序說，載於：李茂生（著）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：一部以贖罪心理與道德決斷形塑出來的法律，2019年9月，頁146-147。

[20] 同前註19，頁157-160。

[21] 李茂生，台灣新少年司法與矯治制度實施十年的經驗與展望，載於：同前註19，頁297-298。

[22] 彭子玲，「反毒，需要一個村莊一起努力」，載於：林俊儒（編），用藥少年：寫給老師的校園法規與輔導實務，2023年10月，頁12-16。

[23] 「以家為本，逆境少年再出發！」，法務部，2022年8月18日，https://www.moj.gov.tw/2204/2795/2796/152256/post

[24] 家庭生活模式如：Annie E. Casey Foundation, The Missouri Model: Reinventing the Practice of Rehabilitating Youthful Offenders, The Annie E. Casey Foundation (Jan. 1, 2010), https://www.aecf.org/resources/the-missouri-model